David Siegel, Richard Gordon 采访记录

“我钦佩那些敢于置疑的人。”
―――访大卫西戈尔和理查德戈登


记者:小姜 (4/1/05)

自2月16日贺梅案上诉开审,该事件再次在孟菲斯的华人社区“一石激起千层浪”。是什么使得这个普通的中国小姑娘和她的家庭吸引了这么多关注的目光?带着许多读者的疑问,记者采访了此案贺方的代理律师――大卫西戈尔和理查德戈登先生。

一下是此次采访实录。

记者(以下简称记):有人说,贺绍强似乎运气很糟。每年有那么多的莘莘学子来到美国,通过努力和勤奋完成了学业,然后找到好工作,一家人安居乐业,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偏偏是他,经历了太多。可是,他似乎又是幸运的,无论如何,在他经历这些困难的时候,很多善良的人都在无私的帮助他,这其中包括两个美国人:大卫先生和戈登先生。大卫先生4年前自愿担任贺的律师,免费为其打这场官司直至今日。期间,分文不取不说,有时还自掏腰包。我们很希望知道,是什么促使您,西戈尔先生,当初下了这个决心。

大卫西戈尔(以下简称大卫):当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案子时,最初的震惊和难以致信促使我决定去帮助贺。在这个案子中我遇到的许多事情都是我这以前16年的律师生涯中前所未闻的。比如,我发现贺早已经被法庭命令不许有和他自己的女儿的任何接触,哪怕是受监督下的接触。而这项命令的发布之前,居然没有任何有关此命令的听证。同时,贺还被要求交出贺梅的护照。没有任何的发现可以证明这项命令的必要和合理。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我不仅仅是震惊,更多的是深深的悲哀。贺被要求在7天内交纳$15,000的押金作为法庭指定的监护及心理专家的费用,却没有要求贝克家支付其中的任何一部分。我担心贺将因为贫穷而失去对等的机会去合理地维护自己的父母权。我想起很多年前,我为什么要进法学院――我和许许多多年轻人一样,相信正义必将获得!作为一个法律的参与者,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去为公道而“战”,如果这个体系的公平失败了,那么我个人也是失败的,因为我也身属其中。如果贺被要求支付律师费的话,他将失去维护自己的最基本的权利的机会(相比较贝克$200,000~$400,000d 年薪)。

记:4年的时间不算短,这个折磨人的案子花费了您无数的心血,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件期间发生的令你最难忘的事情?

大卫: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悲伤的故事。有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接到一个很奇怪的电话,民事法庭的工作人员打来的。那位工作人员说,秦(记者注:指贺妻子罗秦)正坐在法庭里,而法官要求她立即离开这里,因为今天并不是她的案件的庭审日。我知道,对于大多数案件来讲,美国的法庭是对公众和安静的观察者自由开放的。因为我此刻有其它的事情,我就没有理会。第二天上午,我去民事法庭街对面的刑事法庭办事。我在那儿意外地发现了秦,她被看押在一群刑事犯中。看到我的那一刻,秦失声痛哭,最初紧张、恐惧的双眼充满委曲。她以为可以帮助她的人来了,其实,我只是碰巧路过而已。好心的刑事法庭的法官在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释放了秦。我这时才明白,她居然被民事法庭拘捕了,仅仅因为她不愿离开法庭。她只是个悲伤的母亲,唯一的愿望是想见见她的孩子。她无法和人们交谈,得不到任何希望,她只是想能有个人听听她的祈求――可是,她居然因为这么一点可怜的要求被像罪犯一样拘捕了。

记:今年一月,西戈尔先生和戈登先生获得了田纳西州律师协会颁发的一项特殊荣誉奖。您们觉得是由于这个案件吗?能谈谈这个案子带给你们最大的得与失吗?

大卫:最大的失败是我得知贺被法官钱德斯判决剥夺父母权的时候。我非常吃惊,因为,就我所知的,这个案子所发生的证据并不能够支持这个判决。那天,面对新闻发布会的公众,我感到十分艰难。那些来自各个社区和世界各地的支持者令我感动。我也感动这些年,因为这个案子田州律师届同行对我和戈登所做的一切的认可。我想,这些便是我最大的获得。令我感激的不仅仅是这个荣誉本身,而是它给了我一个独特的机会去教育我的孩子们,我希望他们能够明白代替无声的弱势群体发出声音的价值――不是金钱能够衡量的。

理查德戈登(以下简称戈登):我的朋友大卫在他接受这个案子后就一直和我谈起它。几个月后,我开始关注它,特别是贺毫无理由就被禁止接触他们的孩子这件事。最终,我决定加入进来。能得到这个奖我很高兴。这个案子使我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交了许多中国朋友,他们尊重法律,对于家庭及还最大教育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即使在美国也有很深的自身社区的归属感;我对于中国朋友的这些特点映象深刻。

记:我知道,你们不仅仅是很优秀的律师,生活中也是很好的父亲。我想知道,这个案子对于你们生活中父亲的角色有没有什么影响或是改变?

大卫:因为这个案子,我有机会让我的孩子们懂得哪些东西才是人的生命中最重要的。如今的这个世界上,太多的人们,他们对于一切原本很重要的事情是那么的冷漠,除非那会影响到他的银行帐户的话。

戈登:我目睹了贺失去女儿的痛苦,这提醒我应该更多的去关注我的孩子们――他们是那么的可爱。

记:能不能谈谈此案目前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大卫:这里我认为我们的公众首先要了解“抚养权”和“父母权”这二者的区别。贝克家显然要求的不仅仅是抚养权,他们意图永远地终止贺家作为贺梅的生身父母的所有自然权利。也就是说,一旦,贺被剥夺父母权,他们将失去所有对贺梅作为自然父母的权利,比如,探访她,和她有任何接触,包括和她的兄弟姐妹也将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就像是完全的陌生人,而贺梅将不再有法律意义上的生身父母,通俗地说,她将成为“孤儿”,然后,被收养。

记:这个案子的上诉结果很快就要宣判了,作为贺方的律师有些什么话相对那些一直关注此案的读者说?

大卫:我很感动那些一直以来站在我们身后支持我们的人。法院作出的判定,不一定就是正确的。这就是还有高级法院和联邦法院的原因。我钦佩敢于对权力提出置疑的人们,尤其,以理性和尊重的方式。如果仅仅因为这是个已经作出的决定,我们就接受它,那是很危险的,那样的话,我们的政府会因此而成为一个极权和独裁的政府。

戈登:我对我们的司法公正有信心,我相信他们会努力去做到公正。

记:最后,可不可以,请两位用一句话对自己作一个简单的描述?

戈登:我会尽量去做一个孩子们的好父亲,委托人的好律师。

大卫:我是一个普通人,只是相信即使是失败者也可以得到平等地对待,我们应该有一个平等的游戏规则。

法庭上的西戈尔博士反应敏捷,说话坚定,很少微笑;戈登则随意一些。他们的慷慨帮助让贺绍强夫妇对眼前的未来多了一线希望。应该说,无论关于贺的为人,你可以有多少无数的猜测,在接受了两位律师披露的某些事实后,我们都该更多的思索一下案件的本身,正如西戈尔律师所说,我们需要“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



(感谢:感谢蔡金良先生、奚卫林女士的无私帮助使得此次采访得以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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